安全證書是轉基因作物品種上市之前最難的一個關口。這意味著該品種的生產性試驗結束并獲得農業主管部門認可,技術方面的障礙基本掃除,接下來就可以申請生產許可證了。

　　無論對中國轉基因生物技術產業的投資者,還是以水稻為主糧的普通公眾而言,這無疑都是一個重磅消息。但農業主管部門并未在第一時間發布此消息,其態度令人玩味。

　　華中農業大學所獲得的是“轉基因抗蟲水稻華恢1號”和“轉基因抗蟲水稻汕優63”在湖北省生產應用的安全證書,有效期為五年,起始日期均為2009年8月17日。也就是說,農業部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辦公室為其頒發安全證書的時間應該不會晚于這個日子。

　　但兩個月多后的10月22日,該辦公室才在其主辦的中國生物安全網中透露了上述信息。這個網站平時極少更新,轉基因水稻的信息又與一堆轉基因棉花(資訊,行情)品種混雜在“2009年第二批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批準清單”之中,當然很難引起媒體和公眾的注意。直到11月底,媒體才從一些專家那里獲知消息。

　　除了上述兩種轉基因水稻,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的一種轉基因植酸酶玉米(資訊,行情)也同時獲得安全證書。該研究所此前已將專利轉讓給一家名為奧瑞金的中國公司。由于這是一種飼料產品,并非人類食品,爭議相對較小,預計將比轉基因水稻更先在中國上市。

　　對于轉基因生物技術的價值和風險,各利益相關者有著截然不同的認知。

　　應該說,中國政府是這個世界上最支持轉基因生物技術研發的政府之一。過去這些年,中國政府在轉基因生物技術方面投入了數以億計的資金,換來了轉基因生物技術領域的一席之地。2008年,中國政府又啟動名為“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的科技重大專項。這是一個與大飛機研制并列的重大專項,預計到 2020年投入將達到200多億元人民幣,是中國歷史上資金規模最大的農業科技項目。

　　中國政府啟動這一專項的目標非常清晰:培育一批抗病蟲、抗逆、優質、高產、高效的重大轉基因生物新品種,促進農業增效和農民增收,提高農業國際競爭力。

　　換句話說,如果不能實現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中國數以百億的投入將打水漂,中國提升農業國際競爭力的夢想也會大打折扣。

　　那些從事轉基因作物研究的中國科學家,也非常渴望將其研究成果產業化,而不是束之高閣。一些轉基因科學家常常舉出早已商業化的轉基因抗蟲棉為例,說明轉基因技術的好處:既可以減少農藥使用、又能夠收獲更多的產量。

　　首先拿到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的張啟發教授,甚至與同行提出“綠色超級稻”的設想。其大意是,借助轉基因技術和分子標記輔助育種等,今后可以采用 “懶人種植法”,種子撒在地里后,基本不打農藥、少施化肥,也不用灌溉。當然,這個目標還比較遙遠,目前獲得安全證書的這兩種轉基因水稻,只具備有限的抗蟲作用,連基本不打農藥都無法做到。

　　隨著反對轉基因的浪潮在歐洲興起,并且由綠色和平這樣的國際環保組織帶入中國,轉基因技術發展在中國公眾當中遇到了極大阻力。

　　很多公眾擔心轉基因水稻等轉基因作物的安全性,他們對科學家和政府主管部門也缺乏信任。實際上,綠色和平在2005年曾指控,華中農業大學的轉基因抗蟲水稻汕優63盡管尚未獲得安全證書和上市許可,但已經非法流入湖北市場。

　　一些媒體還質疑轉基因科學家是否存在利益關聯:轉基因作物研究成果一旦實現產業化,科學家可能從中獲得巨大的商業利益。

　　對心存疑慮的公眾來說,農業部為轉基因水稻頒發安全證書之舉太過突然。綠色和平更是在聲明中呼吁中國政府“立即停止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進程”,“此次農業部為轉基因水稻打通商業化的大門,等于將中國的農業、國民健康與糧食主權三個方面都置于巨大的風險之下”。

　　但對張啟發和他的很多國內同行來說,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或許來得太晚。筆者曾不止一次聽到轉基因科學家抱怨,如果不是綠色和平和一些媒體的反對之聲,轉基因水稻應該早就拿到安全證書了。有的科學家甚至“咬牙切齒”地指斥綠色和平的很多觀點缺乏科學依據。

　　對于轉基因技術引起的巨大爭議,科學家們也有過一些反思。2009年10月,在中國科學院出版的學術刊物《科學通報》上,張啟發及其同事就撰文感嘆說,“科學家在進行轉基因研究的同時,還要積極加強科普宣傳,提高人們對轉基因技術的認識,消除公眾對轉基因技術的偏見和疑慮”。

　　但即使在“科普宣傳”方面,科學家們做得也遠遠不夠。更何況,僅僅有“科普宣傳”是不夠的。

　　尤其重要的是,主管部門審批和監管轉基因作物的過程需要透明,公眾的知情權和決策參與權應當得到保證。

　　不論綠色和平的一些科學數據是否站得住腳,這家國際組織關于農業部應當披露環境和食品安全數據等相關審批信息的主張,實在是合情合理。

　　如果缺乏公眾的信任和支持,中國的轉基因水稻將缺乏市場,商業化之路也只能走向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