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藥是“三農”的重要生產資料，主要用于農作物、林果、牧草病蟲雜草鼠害等有害生物的治理和防除，并調節農作物的生長發育，保障它們安全正常完成生長、成熟、收獲，使人類得到理想的收成和經濟效益，滿足人們對農、林、牧產品日益增長的需要;其次也用于殺滅和控制危害人畜的蚊、蠅、虱、蚤、嶂等非農業的衛生和健康害蟲及其病菌，使人畜安寧，穩定的生活，健康的成長。。但是它在給人們帶來利益的同時，也造成了危害。例如:危害人畜健康造成中毒死亡;大量殺傷天敵和其他有益生物，破壞生態“食物鏈”，打亂生態平衡;污染大氣環境，毒化土壤、水域，使自然失缺和諧，形成“二次中毒”，惡性循環。

這些危害為人們所理解，我們可將其列為“顯性危害”或“暴露危害”。另外還有一類危害，在較短時間內并不暴露或顯示出來，有的要經過較長的時間才日漸被人們所察覺和體驗出來。例如:甲磺降、綠黃隆和其他一些除草劑，對收茬作物毒害影響其正常發芽、生長、分孽、成熟而減產;滴滴涕、六六六等有機氯和某些有機磷農藥的富集作用積累到一定的數量和程度，對人畜和其他動物會造成慢性中毒，導致“三致”— 致癌、致畸、致突變;濫用農藥使害蟲、病菌產生抗藥性，導致農藥治蟲、防病失去作用，造成巨大經濟損失，并形成某些害蟲再猖撅等等。這些暫時看不見的危害，我們把它稱為“隱性危害”或“潛在危害”。農藥在農產品和食品上的殘留也是一種“隱性危害”。農藥殘留不僅污染大氣、土壤和水域，毒化和危害自然環境，更直接殘留在作物各個部位，污染農產品及其加工制成的各種食品，影響農產品和食品的質量，使其成為帶“毒”的農產品和被污染的不衛生的有“農殘”的副食品、主食品，直接危害人們的健康，引發社會恐慌，甚至動亂，并成為社會不穩定、不和諧的因素。

農產品和食品的農藥殘留還影響著出口貿易的進行，導致貿易經濟的下降。中國加入WTO后，進出口貿易大大提高。2004年農產品出口甚至到達全世界第五。但是，發達國家對農產品和食品的農藥最高殘留限量很嚴格，特別是日本，美國和歐洲，對農殘標準極為苛刻。

日本自2006年5月29日起施行《食品殘留農業化學品肯定列表制度》，歐盟也將從2007年4月1日起實施即將出臺的《化學品注冊、評估、許可和限制制度》(簡稱‘REACH”法規)。這是兩個典型的、有針對性的貿易保護法規，也是殺人不見血的兩柄利劍，兩道“鬼門關”。日本的《肯定列表》將原來只對25種農業化學品，在186種農產品、食品中設立9321個限量標準，分別增加到796種化學品，30種農產品，53862個限量標準。也就是說，日本從我國進口的農產品要檢測的項目中，每一次檢測的項目:大米579個，茶葉276個，豬肉428個，一棵白菜要檢測20個項目，最多的一種農產品要檢測50個項合格后才能通關。對于一些暫時沒有“藥殘”標準的農產品、食品設立了一個所謂“一律標準”值為0.0lm吵9，也就是說，1000t農產品或食品中，藥殘不得超過1g。這些標準真是太刁鉆了，連發達國家也達不到，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國家有這樣繁瑣狠毒的“農殘比”。由此可見，農藥殘留已經成為農產品國際貿易的技術性“綠色”壁壘，常常引起經濟貿易糾紛和摩擦。出口的農產品和食品被進口國以農藥殘留超標為借擋在國門外，通不了關，不僅造成經濟損失，而且影響國家形象和民族尊嚴，還導致農產品出口競爭力減弱或下降，乃致國家間外交關系不和諧，不協調，甚至成惡交。因此一個技術性的農藥殘留問題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外交問題和政治問題。

由上文可以看出，農藥殘留的危害巨大，無論是對人體的健康，還是國家的經濟，甚至是國家的外交政策等，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解決農藥殘留問題，必須從根源上杜絕農藥殘留污染。我國已經制定并發布了七批《農藥合理使用準則》國家標準。準則中詳細規定了各種農藥在不同作物上的使用時期、使用方法、使用次數、安全間隔期等技術指標。合理使用農藥，不但可以有效地控制病蟲草害，而且可以減少農藥的使用，減少浪費，最重要的是可以避免農藥殘留超標。有關部門應在繼續加強《農藥合理使用準則》制定工作的同時，加大宣傳力度，加強技術指導，使《農藥合理使用準則》真正發揮其應有的作用。而農藥使用者應積極學習，樹立公民道德觀念，科學、合理使用農藥。

　　同時開展全面、系統的農藥殘留監測工作能夠及時掌握農產品中農藥殘留的狀況和規律，查找農藥殘留形成的原因，為政府部門提供及時有效的數據，為政府職能部門制定相應的規章制度和法律法規提供依據。加強《農藥管理條理》、《農藥合理使用準則》、《食品中農藥殘留限量》等有關法律法規的貫徹執行，加強對違反有關法律法規行為的處罰，是防止農藥殘留超標的有力保障。